此外，对于信息的储存与披露，则应当采取最为严格的规制策略，因为企业等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储存常常涉及海量个人信息，一旦发生信息泄漏，就可能造成个人和社会的安全风险。
〔55〕如何理解上述诸因素对议会接受司法判决的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弱司法审查之制度效果的评价。这对议会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然，它更无法解释议会为何能够掌握立法推翻权。所谓符合条件的宪章权利是指宪章第7条规定的生命权、自由权、人身权，第8条规定的不受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权，第9条规定的不受任意的拘留与监禁权以及第12条规定的不受残酷与异常刑罚权等。然而，权利法案的支持者们并没有鼓吹司法至上，而是更多在为法官有能力保障权利这一命题辩护。英国1998年《人权法》调和了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方案，第３条规定了和新西兰相同的一致性解释规则，第４条允许法院就立法与权利可能存在的不一致作出明确宣告，但此类宣告不会影响争议立法的效力。当不同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制定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以解决争议。
〔65〕另一方面，议会应当认真对待立法回应权，增强自身在权利法案解释工作中的作用。１．法院初次审查立法时的立场 在司法至上语境下，司法谦抑向来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主张。征调是指政府强制有关公民提供一定劳务或者财物的措施，如调用民工。
（三）依法采取或被授权或被委托采取宏观应对措施权 一是实行戒严。宵禁一般在危险局势发生之后采取，有时与戒严并用，有时则单独使用。1919年8月颁布的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如果威胁或严重危害德国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直至用军队进行干涉。其二，紧急行政权如果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源，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持久的感召力。
狭义的紧急状况通常指通过国家行政权即可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在某些国家专指某些特定的情形。违反规定不听劝阻者，军警有权予以拘留直至开枪。
五是限制或停止公民权利。但是，最高委员会不得授权总统及部长会议签订国际协定及条约，宣布实施或取消军法管制，宣布战争防御状态，任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及法官。只有确定特定紧急行政权的目的，才有可能要求政府和行政机关具体实施的行为的动机和手段与目的相一致。如何在控制局面和依法办事之间做到两全其美，在最快、最有效地消除紧急状态与最大可能或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既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兑现法治的试金石，也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高超的治理水平的检测器。
军事管制，又称为军法管制，是应对严重危险的紧急状态的一种措施。四是由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发布或与行政机关共同发布适用于紧急状态的有关法令。五是赋予公民以复决权。总之，这种授权应当尽可能具体，应当尽量减少概括授权，更不允许开空白支票。
如1949年5月8日联邦德国议会会议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宪法)第20条第4款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权在不可能采取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对企图废除宪法秩序的任何人或人们进行反抗。[3]戒严系于战争或非常事变时，由政府以兵备在全国或一定区域内，加以警戒，而对人民自由权加以限制或停止者。
从动员的目的看，动员可分为战争动员、战备动员和救灾动员等。军事当局在戒严期间享有以下权力：（一）白天或夜间进入居民住宅搜查。
三是应对措施的强度不同。许多国家规定紧急状态的确认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共同行使，有的还规定由全民复决。五是对交通、通信、食物、水源等采取的管制性措施。归纳起来，紧急行政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27]阿富汗宪法草案第135条第4款规定，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有权中止或修改宪法第三章部分条款的法律效力。而戒严最大的特征就是维护治安，即由军队出面维持社会秩序。
二是为提高紧急行政权的运用效能，应当更多地应用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除被占领土的普通法院经同意继续存在和执行法律外，审判权由军事法庭或军事裁判庭根据占领军的军事当局所确立的规则行使。
[4]在20世纪以前，戒严通常是在宪法中原则授权的。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紧急状态基本法，在各种特别紧急状态法尚不完备的时候，一旦遇到尚未制定特别紧急状态法的领域发生紧急状态，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
二是在法律中对政府和行政机关的紧急裁量权的行使的条件作出概括要求。如建立全国或地方应急处理机构和相应的专业机构。
其次，这是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八）规范紧急自由裁量权，以防止紧急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无论如何，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紧急行政权的适用条件、程序作出细致周密的规定。法国戒严法规定，戒严令宣布后，行政当局维持秩序和治安权力全部移交军事当局。七是对违反紧急状态时期所颁布的法令及其他相关违法行为的制裁权。
这些具体措施可能涉及所有具体行政行为的运用，但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有针对性地建立机构和相应的制度。二是对宣布紧急状态的同意权。
但是，在相关的国际组织被个别超级大国操纵的时候，或者在国际组织本身的法治化尚有疑问的时候，要防止有人借机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在紧急状态中，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频繁的变动性，需要行政机关具有高度的机动性、灵活性、权变性，难以由法律加以规范。
紧急状态的发生，使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面临严重威胁，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使国家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不能有效地贯彻实施，甚至使国家的政权具有被颠覆的危险。但其内容不得和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但是，为了防止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对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加以规范。紧急行政权力的合理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特别紧急状态法对具体规范紧急行政权的具体运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一）同意、宣布、公告、延长紧急状态权 一是宣布紧急状态，塞浦路斯宪法第183条规定：如果遇到战争或其他威胁本共和国或其任何地区生存的公开危险，部长会议有权就此通过决议，宣布紧急状态。如巴基斯坦宪法第232条第2款规定：在宣布紧急状态期间，联邦行政权应包括就各省行政权的行使方式向各该省发布指示联邦政府得以命令宣布由联邦政府直接行使或指示省督代表联邦政府行使该省省政府的全部或者任一职权，以及除省议会以外，该省的任何机构或当局所拥有或行使的全部或任一权力，并且制定联邦政府认为对实施公告的规定所必要的或需要的附带后续规定，包括全部或部分暂停施行宪法有关该省任何机构或当局任何规定的规定。
前苏联宪法规定，戒严的宣布权属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3] （四）依法或依职权采取具体应对措施权 在某种具体的紧急状态中，或者在实施某种宏观措施中，都不能不涉及具体行政手段或具体行政措施的运用。
六是赋予司法机关对某些措施的审查批准权。在紧急状态下，用紧急行政权限制个人某些权利，是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手段，就如同遇难的船舶为了防止船舶下沉需要抛弃船舶上的货物一样。
